中外学者展望：中国将在挑战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 《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广轩以自记形式揭示：《中庸》确实地头有二：独与夫妇是也。退闲以后，益博极诸家易说，绘图粘壁，晓夜穷研。

其于道也，有秩然者矣。朕兆莫窥，曾何端之可云。他数十年严肃探讨性理，并认为这有益于政事：朕以冲龄至今六十年来，未尝少辍经书。华盛顿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天下为公。端造于此，气之所流，即理之所流，行气行理，止此一机。

若是者何也？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天地特夫妇之大者耳（通天彻地）。遂人所属县正之职有用野民。

又常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救僿莫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尚书·尧典》叙尧、舜禅让说：受终于文祖。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

认识了六艺经传是诸子思想的发展，才能认识汉代经学自有其思想体系，才不会把六艺经传当作史料看待。所谓参国，是制国十五乡，桓公、高子、国子各将五乡，而立三军，所谓伍鄙，则不记出军而但言井田畴均。

但是，今文学家的思想虽然是带有幻想性的、不彻底的、软弱的、迷信气氛浓厚的学术体系，然而却不能因此而抹煞了在专制统治时代提出革命的进步性，不能因此而抹煞了在阶级对抗异常尖锐的时代提出一律平等的进步性。故理论和制度必须综合起来研究，而后才能认识其思想全貌。再从李克、吴起来看，他们虽是子夏弟子，但他们的行事只能说明他们都应当是法家。这是何等卓越的识见，何等伟大的胸怀。

这都说明周初所立诸侯主要是宗室姻亲，根本没有选贤的事。至博士人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载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这与《太平经》与今文学能说没有关系吗？《太平经》中正蕴蓄着很多今文学的思想，这是可以考见的，当然今天所保存的《太平经》，早已经过无数次的删改和增窜，已经不是西汉时代的原形，但还可推求出一些原始面目。以德封者，必试之为附庸（三十里以下），这是对旧制度反抗得不彻底的表情。

为了他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差点儿被明太祖撵出文庙，断了香火。第二，今文学制度多讬古，而古无郡县之制。

所谓所褒讳贬损不可以书见，口授弟子。但汉代儒生自认为是孔子之学，喜欢说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廖先生对《春秋》和礼制两者都有精深的研究。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所以今文学家虽主张行封建，但其所提倡的封建制已不同于周代的封建制了。遂人既掌邦之野，而在职守上又加上这许多野字。很显然，《周官》中所指示的教育制度是一种极不平等的制度，我们再看看《礼记·王制》，它载：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儒家虽然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说明礼乐的必要性，以回答墨家的批评，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对礼乐作了适当的精简。

若是，则可谓能用天下矣。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广，人下天下之士故大。

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公功成封百里。

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以《礼运》中的道行、道隐的文句来看，很显然是主张禅让的。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说：圣人制井田之法，……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清末康有为专讲《公羊》，尊崇董仲舒，也不是今文学的全面，所以他结果只能言变法，却不能从礼家研究一王大法的具体制度，就是这个道理，从学术上看，他只能算是董仲舒派的今文学而已。文之弊薄，故春秋阅诸三代而损益之。所说小康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禹、汤、文、武、周公、成王由此其选也。

周以殷遗民分封诸侯，故诸侯也就有三郊三遂，情况略同于王畿，所以在春秋以至战国初，一部分国家都还存在着国鄙、国野的区别。[2]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当两汉经师不得志于当道的时候，甘忠可、夏贺良、李寻等人把今文学思想讬之于宗教，制为《包元太平经》，在民间传播。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

--------------------------------------------------------------------------------[1]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春秋》的微言大义不敢著于文字，正以迫于当时君王威权势力。

在《周官》中还明确作为一项制度：《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今文学家素王学说既出于墨家而同于巨子，然而近世有的学者对巨子则谆谆乐道，对素王则疑其怪诞，这一态度是令人很难理解的。但是，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和被称为亚圣的孟子，他们生长在春秋和战国初，正是处在大变之中，而他们却都是站在旧贵族的立场上，确乎还存在维护旧贵族的思想。曹魏时许芝说：周公反政，尸子以为孔子非之，以为周公其不圣乎，以天下让，不为兆民也。

[4] 《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壶遂曰。这些显然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同时也还由于儒家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不敢进行尖锐的斗争。

《齐诗》说《大明》在亥，我们知道《大明》是《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的一篇，是记叙殷的天命已终，上天命武王伐商战于牧野的事件。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晋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

最后，他们把希望寄讬在别有用心的王莽身上，他们的学说（如革命、禅让）为王莽的篡取政权提供了理论，把王莽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太平经》的思想，对汉末的农民起义实际上起了极大的作用，可说《太平经》是倡导农民起义的巨著。